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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

2016-08-22 10:47:38 来源:  作者:
摘要:

 

 

  潮汕地区是著名侨乡,有关海外潮人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界的一个重点。如中国华侨研究的初始力作《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》(梁启超,1905年)便为张琏和郑昭两位潮人列传;又如第一部有关华侨史的专门著作《南洋华侨史略》(羲皇正胤,1910年),涉及潮汕的篇幅占广东各属之首。近现代以来,针对海外潮人的研究成果更是丰赡。近日,更有幸先睹韩山师范学院客座副教授李宏新的《潮汕华侨史》问世。这无疑填补了文化史上的这一空白。

  浏览《潮汕华侨史》,其见解持正,论述专业,史料充实,行文清晰,是迄今最为全面、立体、连贯地展现潮汕居民各个阶段出洋、移民史迹,以及海外潮人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状况的佳作。兹就其若干内容评析一二,并略抒感想。

  《潮汕华侨史》是一部通史性质的“大书”,其内容上限起自远古时代,下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研究对象为潮汕籍海外华侨华人史迹。作者对应习惯所称的“海外——潮汕、海内——潮汕”,将全书分为上篇“出洋移民”,下篇“海外潮人社会”两大部分分別阐述。上篇以出发地为着眼点,依照时间顺序分七个阶段介绍输出情况。分别是:肇始的海事初开阶段;隋唐的商贸渐兴阶段;宋元的海交频繁阶段;明代的批量移殖阶段;清初的战火移民潮阶段;清代开海至鸦片战争后、汕头开埠前的大规模移民阶段;鸦片战争、汕头开埠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海外潮人社会形成阶段。下篇则以目的地为落脚点,以八个典型的海外潮人社会为例,介绍“融入”情况。这八个国家和地区分别为:泰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越南、柬埔寨和中国的香港、台湾地区。全书脉络分明,条理清晰,连贯地记述了有关海外潮人在各个时代的活动史实,而在通畅论述中,又体现出历史发展脉络及贯穿其中的线索,能让读者对潮汕华侨史有一个系统、整体和全面的认识。

  作为潮汕第一部华侨史,这部著作既有阶段性的态势分析,也有典型移民事例研究,大凡重要历史事件和关键节点,书中皆未遗漏。而在作者通考诸多文献后所作的专业梳理之下,关于潮人出洋、潮汕海上交通、海外潮人社会的多个“第一次”都得到了总括和呈现。

  这些“第一次”大多是首次得到整理和归纳。兹举其中九条为例:潮汕地区的海上活动之始,为距今7000—8000年前的石器时代,当时有相对定居(不一定长期)在南澳岛的远古人类沟通海岛与大陆、海岛与海岛间的文化联系;潮汕与上述海外各地有所联系之始,大约在前4000—前3000年,联系地点大约包括中国台湾、香港以及越南和平、北山等;潮汕地区参与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时间在西汉中期至东汉(这里所说“参与”,并不一定是直接与海外发生关系);正史中第一条有关潮汕的海上交通信息,发生于汉武帝元鼎五年(公元前112年),当时潮汕存在可供八千人船队集结以及人员短暂休养的停泊点;现存古地方志书最早提及的潮汕土著从事海上贸易的时间,是隋大业六年(610年),而南澳岛内,则有潮汕往来外洋的主要出发点或补给点;古文献中第一次明确指出潮汕土著与外商在海上贸易,并有出洋不回者的描述,出现在唐长庆三年(823年)韩愈所著文章,称土著们出洋目的地遍及东亚、东南亚的近十个地方——该文虽非严肃史料,但其主体应不存在虚构的可能性;正史中首则明确外商至潮汕的记载,时间在北宋太平兴国五年(980年),外商来自今印尼苏门答腊岛;至迟在宋乾道年间(1165—1173年),潮汕便是中央政权的官方造船基地,造船地点在当时的潮阳,而古潮州辖区内其他地方,似也存在官方造船点;首次具规模海外华人落籍潮汕地区的事件,发生在明永乐五年(1407年),落籍规模达365户800余人;首条可以清晰判断潮人移民海外的记载,发生于明正统九年(1444年),文献显示,有潮汕或潮汕籍为主的55位商人至印尼爪哇经商,其中22人一去不返。上述等等,无一不是潮汕社会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。

  而作者在梳理窠集,或提出新观点的同时,还辨正了不少积非成是、广泛流传乃至积重难返的谬误。下面简略介绍作者辨正近、现代时期由汕头口岸往返海外的人数统计的情况,便可略见一斑。

  早期由汕头口岸往返海外的统计数据,祖本为潮海关的《1869—1934年汕头口岸进出口旅客统计表》,该表今时并不罕见,《潮海关史料丛编》和《汕头海关志》都有收录,里面的统计单位十分明确注明是“人次”。然而民国《潮州志·户口志》整理的《潮州历年移民海外统计表》(该表始自1869年终于1946年,其中多有缺佚,实录39年),以及新版《汕头市志》所整理的《清同治八年至民国三十七年(1869—1948)汕头口岸往东南亚各国华侨、华人出入境人数统计表》,都称统计单位为“人”或“人数”,则都是错误的。之所以出现差错,很可能是时代原因造成的,如民国《潮州志·户口志》分纂者在当时没有条件获得潮海关资料,因此才从《六十年来之岭东纪略》等其他文献辗转取材。而《汕头市志》,则有可能是受民国《潮州志》的影响。不管如何,将“人次”误为“人数”,显然是差之毫厘,谬之千里。由于两份错误统计表广泛流传,后人多引以为据,因此不少文章乃至严肃学术论文的结论也便随之出错。因为若以“出入人次”的总量进行加减计算,所折算出来的数量,显然得不出科学结论。此外,潮海关的统计表中,其旅客进出的口岸其实包括中国香港、日本等地,有引用者又误将其计为现在语境下的“国外”或“东南亚”,更是大谬不然。鉴于此,作者重新整理了《1869—1949年汕头口岸往来海外旅客统计表》。这里仅举一例,实际上这部著作对诸如此类积重难返之谬误的审辨匡正还有很多,均无不有理有据,当能自圆其说。这对今后的相关研究工作可说大有裨益。

  应该指出的是,《潮汕华侨史》的论述和考辨,都是完全依照学术规范来进行的。书中每有立论判断或关键的阐述,大抵注释详尽,且所取之论据资料多为专业成果和成熟结论;史料征引上则惟真惟深,若引用的是诗词散文等文学作品,则再细加分析,力求辨伪归真。相对于一般史书、志书注引较疏的情况,《潮汕华侨史》保留了十余万字的详尽而规范的注释,可以方便研究者追根溯源,了解相关的论证过程,这也使本书具备足够的专业性和可信度。

  笔者常言及,吾辈书生当“敬畏文字”,作者李宏新对此深以为然,其坚持的三个修史原则正是“尊重历史、客观执笔、敬畏文字”。而其完成此书的目标是“为相关研究工作提供翔实可靠的学术材料,为普通读者全面系统地呈现海外潮人史事”,从全书内容看来,其目标应是大抵达到了。

  行文至此,不由得有所感慨。

  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。从甲骨文、金文、《尚书》到《春秋》《左传》,及至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实已成为一部自黄帝录载至汉武的通史,如此接续不断的历史记载,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。以史为鉴,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。而修史工作也一直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。

  2014年2月25日,习近平总书记参观首都博物馆时强调:“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,让文物说话、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,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,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、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。”(转引自2014年2月27日新华社《新华每日电讯》第一版报道:《习近平就建设首善之区提5点要求》)诚哉斯言!

  中国(汕头)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已经开始运作。笔者深切期盼,这部《潮汕华侨史》,可以一如习总书记所言“把历史的智慧告诉人们”;可以在新时代的大环境下,为今人特别是执政者加深地方认识,为当前卓有成效的“创文”工作增强地方自信,从而为“依海而生、以侨兴市”之汕头必将到来的大发展提供某些历史借鉴,也为更快、更好实现中国梦提供一番宝贵经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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